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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文化下的“影像囚徒”

【作者】:刘舒婷

摘 要 在当下影视文化艺术内容、形式不断多元化的形势下,受众从视觉图像、影像上所获得的信息与真实事件或现实世界是否吻合,却鲜有人关心。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在《国家篇》中提出了一个“洞穴隐喻”。通过该比喻柏拉图揭示了人类不能沉迷于已知的可见世界(视觉世界),应理性并勇敢地探索、面对可知世界(理性、现实世界)。显然,影像传播当下已成为大众传播的必然趋势,但在受众沉迷于影像世界的同时,已然忘记或者回避、逃避面对真实的理性世界。文章以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贯穿全文,运用精神分析学说(视觉文化受众),论述视觉文化艺术在当下的发展的形势以及视像时代对当代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 视觉文化;大众传播;洞穴隐喻;电子媒介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9)04-0080-02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中就“洞穴寓言”如下描述:有一个很深的洞穴,这洞穴的一面有通往外界的洞口。头不能转动,眼睛只能看着洞壁。在他们后面有一道矮墙,一些人举着各种器物沿着墙往来走动;墙和洞口之间燃烧着一堆火,火光将器物的影子投射到洞的后壁上。被绑的人(囚徒)通过火光能看到移动的影子。由于这些影像是他们唯一能看见的事物,所以他们以为这些影像就是真正存在的世界。如果一个囚徒挣脱禁锢走出洞外,看到外面崭新的世界,他会倍感痛苦,因为这个人有生以来就习惯将洞壁内的影像当成真实的东西,当他走出洞口,才发现,自己所本能认知的“洞壁世界”与“真实世界”大相径庭,“真实世界”否定了他对世界的本能认知,当他接受事实后试图返回洞穴向其他“囚徒”解释之时,其他人并不相信其所言,并告知他,他们所认定的那些影子就是真实世界。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电影、电视技术与艺术的飞速发展,还是传统媒体的融合、转型、短视频软件与客户端的兴起、电子监控的普及,让电子影像渐渐占据了大众传播的重要媒介渠道与形式,人们可以足不出户便在家里“看尽天下事”。因而,视觉影像作品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开始越来越模糊,视频传播媒介仿佛如柏拉图“洞穴隐喻”中所描绘的牢笼一般,受众作为这所“电子牢笼”里的“囚徒”,自愿被“捆绑”,亦不愿“走出洞口”去找寻现实。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在《完美的罪行》中曾提到:影像不再能让人想象现实,因为它就是现实。影像也不再能让人幻想实在的东西,因为它就是其虚拟的实在。”[1]
  1 从“精神快感”到“身体快感”的转变体验
  在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派中,普遍将好莱坞电影作为类比的研究对象,电影生产者亦如同“梦境”的制造者,而观众在电影院观影过程中则是扮演了“做梦者”的位置。1949年,雨果·毛尔霍佛曾提到“电影镜”(Cinematic Sitiation)一词,意为“电影镜”如同梦境在一组特征上相同:观影者的消极状态、他的舒适、他的个性特征和收纳性,共同引起退离现实[2]。从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作品的诞生和生产,使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无意识地通过一种“认同机制”(认同摄影机的视角以及影像上的人物),让观众如同做梦一般,在已经制造好的“梦境”中发泄现实生活的苦闷、烦恼,实现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梦”。
  当视觉与文化、影像与意识形态思想相结合,我们不仅获得了“精神满足”,更是获得了“身体视觉之愉悦”。2018年11月9日至30日,新浪微博流传出一段不雅的性爱监控视频,据新京报记者调查证实,该不雅视频的男女主人公为陕西W县原县委书记刘号通(化名)及F县科技局副局长李真(化名),二人之间年纪相差23岁。这段不雅视频背后,牵涉一起县委书记被敲诈5 000万的案件,该案系四人团伙作案,犯罪嫌疑人中兩人有犯罪前科,他们出狱后实施了计划,偷拍了二人的性爱视频,后经刘某报警,四人均被判刑入狱。而这段视频的出现迅速引发舆论热议。该事件笔者认为值得关注之处在于:该案于2014年案发,由于“事件敏感”,当时并未公开审理,仅有法院保留案宗,未公开披露。直到2018年11月,该视频的截图和部分视频在网上的流传,才开始让大众关注到该事件。有不少网友就此事发声:“该犯罪团伙做了‘纪委’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将完整的视频放出来,还大众一个真相。”
  劳拉·穆尔维在《视觉快感和叙事性电影》中曾提到:电影(影像)可提供若干可能的快感,如观看癖(Scopophilia),这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性本能的成分之一”,甚至还有“窥淫癖”等。观看癖、窥淫癖的本能将“他者”作为色情对象来获取一种观看的快感[3]。当该段视频在网上流出后,人们普遍关心的是要获取“完整原视频”,但大众对这段不雅视频的需求大部分是出于一种“看”的“身体愉悦感”,加之“23岁年龄差的恋人”“性爱全过程”等敏感词汇的本能窥视欲望。却鲜有人去站在“被看者”的角度去思考,该事件主人公作为“尤物”一般的新闻出现在大众眼前,若二人仅是单纯恋人关系,时隔多年流传出该视频的人就应接受法律的制裁。但就大众对“影像阅读”的痴迷以及对部分媒体(意见领袖)的舆论引导,多数的舆论是支持“视频流出”,甚至支持这个安装监控的勒索犯罪团伙。
  2 视觉影像传播“牢笼”下更孤独的个体
  进入21世纪后,我们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公共空间和媒介在不断高速融合着。近来上映的贾樟柯导演的《江湖儿女》亦以客观、冷静的视角,试图去还原21世纪以来在科技与工业飞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一群小城儿女的命运流转。其中导演在影片中运用了媒介的变换作为其架构时空流转的重要工具之一,同时也体现了导演对时代巨变下的媒介转变焦虑。
  从当年的迪厅、广场舞、工厂、录像厅到当下城市的小屏时代。一方手机屏幕已经夺取了当年大众对大屏的痴迷,解决了面对面交流的必要。当巧巧淡然地向郭斌递过手机导航,当棋牌室有人拿出手机拍郭斌以到最后郭斌从监控屏下远去,巧巧在监控屏中倚墙思索。影片也在这个镜头后“戛然而止”,我们从监控屏中“看”他们,从电影落幕之时“看”完故事和电影落幕之时,我们也开始纷纷拿起了手机,和电影所呈现的群像一般,我们也像郭斌和巧巧被时代改变着,被媒介形态的变化而改变着我们的人际交往、待人处事。
  同时引人深思的是,我们当下的生活亦同样随时处于“被监控”之下,当我们在“看”他们(电影人物)之时,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也都在“被看”,或言之被“囚禁”“捆绑”。导演在最后将“监控”画面作为结尾,摄像头是我们当下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媒介形态,且应用范围大、应用受众广,它更像是柏拉图“洞穴隐喻”中那个筑起的山洞,我们都生活在“监控山洞”之中,时时刻刻都在“看”和“被看”之中,电子技术与高新科技的发展,让我们依赖上影像世界、依赖上手机小屏,我们都在我们所“认同”的“真实世界”中扮演我们的角色,在屏幕前,可以“肆意而为”,但却鲜有人思考,我们难道没有渐渐从现实生活中开始脱离,从现实的人际交流传播中脱离,我们仿佛是一个个被电子影像所筑起的山洞里,被“捆绑”的囚徒们,我们各自看着影壁上的世界,臆想着“现实”,再从实际生活中“复制”影壁上的“世界”,而真实的世界,离我们却越来越远,我们渐渐成为了视觉影像传播“牢笼”下更孤独的个体。
  3 结束语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放眼今天的“影像狂欢时代”,无不在暗示着我们如同“囚徒”一般,自觉且自愿被“捆绑”在我们所认同的“影像世界即真实世界”。如同《江湖儿女》接近尾声时,巧巧踏上绿皮火车碰见“满嘴跑火车”的徐峥后,徐峥一句看似调侃大家的“我们都是宇宙的囚徒”,却悄然点醒了我们。影片最后的监控画面,也隐喻着我们现实中每个人也都在“被看”,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也都是“宇宙的囚徒”。电影最讽刺的地方便在于影片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个个都高谈阔论地喝着“五湖四海”,讲着“情深义重”。只是经过岁月的洗练,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大众传播渐渐被“视觉文化产品”所占据,而作为生产者也同时作为阅读受众的我们,既是柏拉图“洞穴”中那些挥舞火把的人,更是有可能沦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囚徒”。
  参考文献
  [1]让·鲍德里亚.完美的罪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
  [2]雨果·毛尔霍佛.电影经验心理学[J].企鹅电影评论,1949(8).

  [3]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6:651.

字数:3637 来源:新媒体研究 2019年4期 

论文发表 | 论文范文 | 0 | 2019/5/14 10:40:51 | 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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