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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学怨愤、忏悔两大传统的结与解

摘要:纵观中国文学史,怨愤是中国文人难舍的情怀,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最重要的情感基调之一;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主人公往往用忏悔来观照自身所遭遇的悲剧,充满了浓烈的宗教救赎色彩。怨愤与忏悔不仅是中西文学作品中的两大基调,更作为一种意识基因深深植入了中西方的民族灵魂中。本文对比这两大主题,探寻中西方怨愤与忏悔传统的结与解。 
  关键词:中西文化 怨愤 忏悔 比较 
  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托尔斯泰的《复活》、世界文坛的三大忏悔录……忏悔始终是贯穿西方文学史的主题之一;从《诗经·国风》到《离骚》,从杜甫诗到《窦娥冤》,中国的文学作品也从未抹去过那一腔怨愤。怨愤与忏悔,成为贯穿中西方文学史的两大传统,如何看待两者之间的结与解,为我们进行中西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种参考。 
  一、忏悔与怨愤之结——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 
  忏悔作为西方文学的主题,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学的摇篮时期——古希腊。当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王刺瞎自己的双眼,自我流放时,他已经喊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宣言,开启了自我忏悔、对灵魂进行拷问的历史闸阀。西方人的忏悔精神是与人本意识相应而生的,西方文学思想的源头——古希腊神话中,就包含着这种人的主体精神。“希腊人最早摒弃了那种图腾崇拜和原始的交感巫术。他们不仅迅速地实现人形神,而且塑造了丰满的人性神,以神化的体系书写人文主题,从自然的神性到神的人性的确立,完成了古希腊的人本意识的萌发过程。”在古希腊的神话中,神有其崇高的一面,但也有灰暗的一面,他们可以自私,可以嫉妒,可以彼此战争,可以为非做歹。这种对神的描绘,何尝不是对人自身的观照呢?正是这对“斯芬克斯之谜”永恒的思考,引导人类对自身美的赞颂,对自身恶的忏悔。而后来基督教的兴起,通过宗教的力量把这种忏悔的传统进一步强化,并为人类找到了一位诉求忏悔心声的对象——上帝,将自我的观照上升为“终极的关怀”。 
  平行而视,中国的上古神话中充满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与厚生爱民的意识。强调人对社会的依存关系,人应为社会尽义务,从而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于是,我们看到,中国的神话中,神不仅是人类的保护神,还是所有人的“道德偶像”。而那些英雄的形象:射日的后羿、移山的愚公,为民众的生命不惜以身试毒——“一日而遇七十毒”的炎帝,都具有一个共同点——强烈的社会意识与责任感。正是这种社会意识与责任感成就了中国文学中怨愤的主题与基调:当个人与社会不能和谐统一时,就会怨;当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无法付诸行动时就会愤。怨愤由此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基调,成为中华民族的意识基因。 
  所以,我们在《诗经》的“国风”中常常能读到怨气冲天的句子:“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这是劳动者对农奴主剥削、对农奴社会的怨。“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卫风·氓》)这是妇女对薄情丈夫,对夫权社会的怨;“陟彼冈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犹来无死!”(《魏风·陟岵》)这是行役之人对无休止的徭役的怨。虽然有怨,但是在社会责任的面前,这种怨又被竭力压制。《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就是最典型的体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采薇》)尽管诗中饱含了思乡之情与对征役之苦的埋怨,但“靡室靡家,俨狁之故。不遑启居,俨狁之故”又流露出发怨者坚决抵御外辱的强烈爱国之情。在国与家之间毅然选择前者,这正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当满怀济士之志的文人士大夫无法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履行社会责任时,怨愤就成了他们文学作品中一致的基调。所以屈原抒发了自己热爱祖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得的悲愤,遭受不公平待遇的哀怨,成就了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司马迁满怀一腔怨愤,创作了彪炳千古的史册——《史记》。一代“诗仙”李白感慨“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一代“诗圣”杜甫悲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从人类文学的萌芽和中西方神话中我们能够看到,早在远古时代,中西方文学的主题就已有了分化。西方神话中所体现的强烈的人本意识造就了西方文学的忏悔主题,中国神话中所体现的深重的社会意识、责任意识成就了中国文学怨愤的传统。 
  二、忏悔与怨愤之解——自我担当与社会批判 
  正是因为忏悔与怨愤主题的存在,中西方文学作品在情节设计、故事结局的安排上也有了很大的差异。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无论主人公是善是恶,是无心为之还是蓄意为之,在文章的最后,大都选择自我担当,用内心的忏悔获得灵魂的救赎。俄狄浦斯王杀父娶母完全是无心之过,而且他一直力图避免命运的圈套,但最終,当这些行为成为现实时,他丝毫没有推诿责任,而是刺瞎自己的双眼,将自己放逐去忍受余生无尽的折磨与痛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写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怙恶不悛的长子虽然没有杀死父亲,但他被当作凶手抓起来时,他因有意弑父自感有罪而承担了罪名,而次子伊凡也因自己纵容和间接教唆兄弟弑父而自首。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罪恶的化身,但他们却又以忏悔的举动,自我担当的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他们黑暗品质中的烛光,这样的亮光因为黑暗而愈加明亮可贵,为我们彰显了人性的复杂与丰富。 
  而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为人民利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仁人形象。他们不乏昂扬的斗志与激情,他们像火一样灼热地燃烧着。而往往此时,就会进入一个误区,冷静的内省凝思可能就会被理解为一盆浇灭激情的冷水。强烈的社会意识在一定历史阶段的确具有积极的意义,是维持社会稳定的要素,但社会意识本位的过分强调也导致了对人性、对个性的压抑,使人无法正确地进行心灵的观照,而几乎将一切咎责都归于他人与社会。所以鲁迅在《破恶声论》中会愤懑道:“故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志士英雄,非不详也,顾蒙帼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 
  那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怨愤之情又是如何化解的呢?在最能反映底层民众冤怨情感的《窦娥冤》中,窦娥将自己的一腔冤、怨寄托于“素旗枪鲜血洒”“三尺雪将死尸埋”“三年旱示天灾”三桩誓愿的实现,而她的冤案最终得以平反也是凭借了鬼魂的这种非人的外力。《金瓶梅》中写尽了封建社会动荡、没落时期丑陋、畸形的社会面貌和家庭关系,西门庆的坏事越干越多,财运官运却越来越亨通。在这本书里,作者将他的怨愤之情宣泄到了极致。而使西门庆得到惩罚的却不是道德的力量或法律的制裁,而是因果报应,阴司地狱。文人满怀一腔报国之志,一身济救苍生之才,当没有办法付诸行动时,他们的怨愤又怎么排遣呢?李白潇洒拂袖而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竹林七贤”选择隐居山林,愤世嫉俗;屈原走向了滔滔的汨罗之水,沉陷了自己高尚的身躯。他们或选择远离浊气熏天的官场,或选择隐逸独居,寄情山水,甚至结束自我的生命,以死这种最极端的方式进行反抗。然而潇洒离去却并非真正能放下,避世隐居也难逃江湖激浪,他们用于怨愤的方式,与其说是一种宣泄化解,不如说是进一步地深化。无论是希冀借助冥冥的神力,还是选择隐逸、逃避,中国文学作品中怨愤的化解都显得无奈与消极,缺乏了个体的张力。这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社会意识本位所决定的,人对于社会可以不满,但社会终是不可违抗与撼动的,人想要彻底地反抗社会,须凭助神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圣君也是一种人神),否则只能选择远离,进行批判。 
  植根于西方人原始天性中的人本意识激发了他们忏悔传统的产生,也决定了他们用自我担当、自我拯救的方式去将这种意识付诸行动;萌生在中国人深层灵魂中的社会意识与责任意识造就了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怨愤主题,同时也导致了文学中以批判为主的基调。用忏悔反思内心,用谦卑烛照灵魂,忏悔是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以怨愤激浊扬清,以激情上下求索,怨愤是对责任的歌颂与赞扬。忏悔与怨愤,诠释了人本意识与社会意识的意义,它们既互相对立,又高度统一,二者都直指人的内心,不断追问着“人的意义”,这个斯芬克斯的古老谜题,为人类的发展提供着永恒的动力。 
  (作者简介:郑珺,女,硕士研究生,黄山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责任编辑 刘冬杨)
论文发表 | 论文范文 | 0 | 2019/6/6 10:00:58 | 小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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